農產品生產、流通的規模化，是大陸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規模化的經營，離不開農業合作社等農民合作組織。隨著農民參加合作社的熱情高漲，合作社經營的成敗越來越直接地影響著大陸農民的生產與生計。然而目前，大陸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水平還參差不齊，有些早已發家致富，有些卻只剩一個“空架子”.因此，不少專家借鑒農民合作組織高度發達的臺灣的先進經驗，為大陸農業合作社支招--

　　夏末的福建省光澤縣共青村，隨處可見的瓜蔞正值花期，黃白色的花朵綴滿枝頭，在雨后的陽光下顯得生機勃勃。光看這幅景象，您很難想象如今充滿活力的光澤縣還曾因為土壤貧瘠而出現大量荒田。

　　“都是因為有了農業合作社。”正準備到地里干活的當地農民說，村里有不少貧瘠的土地，不少年輕人都覺得種地沒奔頭，直到村里組成了瓜蔞專業合作社，開墾120畝旱地種植瓜蔞，投入僅14萬元人民幣，1年就收回了成本。

　　正是一個又一個致富故事，促進著農民組織和加入農業專業合作社的激情：數據顯示，目前大陸已有農業專業合作社近70萬家，覆蓋了整個大陸約1/5的農戶。這些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合作社的背后，是參差不齊的發展水平：有些已經成功致富，卻有不少合作社仍在苦苦地維持生存，有些，甚至只剩一個“空架子”.合作社經營，看起來很美，實際操作中，卻又有很大的難度。

　　專家介紹說，目前，大陸農業合作社最大的特點，就是規模小、競爭力差、服務效果單一。比起農民合作組織已經成熟且相當發達的臺灣，我們的合作社“基本還處于萌芽階段”.

　　“臺灣農業專業合作社起步較早，建制也比較完善，他們可以給我們提供三條寶貴的經驗。而這三條經驗，又都圍繞著一個‘關鍵詞',就是’合作‘.”專家說。

　　社農聯合 夯實合作社基礎

　　“合作社不是簡單的大家一塊種、一塊賣，一個成功的合作社，農民一定要能夠在這個合作社中學到東西，提高素質。”浙江大學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說，農業專業合作社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教育社員、培訓社員，“除了給農民掙錢以外，合作社還應該負有教育功能，讓農民通過參加合作社，能夠提高自身的素質。”

　　這一點，受到臺灣相關農業合作社的高度重視。臺灣合作社致力于教育農民，成為促進傳統農民向新型農民轉變的最重要的推動者。各級農業合作社從事的農業推廣涵蓋了農業科技、實用技能、家庭倫理、農村建設、農民福利等生產、生活與生態的方方面面。這樣，不僅大大提升了農民對合作社的黏著度，也使合作社的先進理念得以更有效地傳播。

　　“我們的合作社必須明白，農產品是要講品質的。”徐旭初說，農產品尤其要高度重視品質問題。前一段時間大陸出現的奶粉內出現三聚氰胺、臺灣出現的塑化劑超標等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沉重的教訓：類似的事件一旦出現，對該類產品乃至整個市場都是毀滅性的打擊。而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一定會受到波及。因此，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將品質觀念深入到農產品生產的第一個環節，對于產業鏈來說，是最事半功倍的做法。

　　社間聯合 提高合作社競爭力

　　“臺灣的合作社有一個非常先進的經驗，就是他們非常重視合作社與合作社的聯合。”徐旭初說。規模較小、組織松散、經濟能力薄弱的農業專業合作社在市場上很難與規模化農企競爭，這是兩岸農業合作社都面臨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提高合作社的競爭力，臺灣農業合作社非常注意同合作社之間的聯合，生產相同或相似農產品的合作社之間，不搞無謂的同行競爭，而是聯合起來，成立聯合社或聯合會，“抱團”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大陸現在也有這樣的苗頭，但是發展還很不夠。”徐旭初認為，農業合作社之間的聯合，有聯盟的性質，幾個合作社聯合起來共同闖市場，不僅抗風險能力增加了，在面對大型農企，或者中端流通企業的時候，也會有更大的話語權。

　　曾專門赴臺考察臺灣農會運轉情況的湖北省荊州市委副書記傅立民在自己的調研報告里曾經寫道：“（農會）建設會員共同利用的設施，如建設農業倉庫、農田水利、農產品加工中心等等；設立農業生產資料供應門市部、超市、調配處理中心、農民購物中心；還組建共同營銷網絡，包括運銷毛豬、果蔬、農副食品等。”這些功能，都不可能通過單一農會獨立實現，而是組成了強大的“聯合網絡”,在這個網絡的作用下，農民生產資料的利用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更一舉解決了目前困擾大陸農民已久的在農產品定價上“被動挨打”的問題。

　　產業聯合 最大限度保留附加值

　　“現在大陸的農業合作社，基本只在農產品生產、初加工的領域活動，生產出來的產品，還是賣給了中間商。這么賣，利潤還是上不去，因為農產品最大部分的附加值，都拱手讓人了。”一位農業專家說。相比臺灣的農業合作社，除了注重聯合社員和平級的其他農業合作社，他們還積極聯系終端市場，無論是消費組織，還是每個終端消費者。

　　“臺灣的農業合作社，自己就可以做到把農產品賣給超市、食堂、甚至普通消費者。這是由于他們積極地去與終端消費者聯系，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農產品的附加值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徐旭初說。

　　他的這個觀點，得到了親身在農業合作社一線工作的陳琦的支持。他在山東組織生菜農業合作社已經有兩年了。對他來說，這兩年令他最有感觸的臺灣新聞，就是“帶一棵菜坐火車”.

　　“去年有一陣因為山體滑坡，蘇花公路行駛不暢，臺灣一些生菜產地爆出農友的菜賣不掉的消息。而當地的農會就積極在網上呼吁，并且聯系了不少大學，組織學生到當地去旅游，倡導每個去旅游的學生都’帶一棵菜坐火車‘,幫農民購買生菜。這個讓我感觸太深了，現在微博上我們也經常能看見某地農民的菜爛在地里的消息，但是同一時間你如果去超市看，會發現即使農民的菜大量滯銷，普通市民在超市買的菜也不會便宜，有時甚至更貴了。”

　　陳琦分析，出現這樣的“價格斷層”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農民與終端消費者之間缺乏聯系。農民只能選擇把菜賣給中間商，而一旦發生一些不可抗因素，中間商不來，或者壓低菜價，農民就只能“干瞪眼”;與此同時，天氣、路況等原因，又成為城里菜價上漲的因素，農民和市民都吃虧。“農民與市民之間的信息溝通，如果讓農民自己來做，一來信息源不穩定，二來可信度也比較低，而相比之下，合作社做這件事就很合適。”陳琦說，臺灣農業的合作社在這方面就很有經驗，他們除了成立網站向農友和市民展示農業技術、農產品生產情況，絕大多數還自己構建直銷網絡，建立起穩定的客戶群。這種做法給了陳琦很大的啟示：“農友與市民成了朋友，農產品賣不出去，他們愿意坐上火車多帶一棵菜，這事雖然很小，輻射力卻很大。除了讓銷售渠道更通暢，這種農民與市民的親密關系，也會給農業生產和社會和諧帶來很大的好處。”

　　深入消費的終端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農產品的附加值，這是臺灣農業合作社給我們提供的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