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國各地紛紛聚焦“數字農業”，據不久前農業農村部組織的一項專題評估數據顯示：浙江縣域數字農業農村總體發展水平為68.8％，遠超全國36％和東部地區41.3％的綜合發展水平，縣均投入額更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1倍。

    浙江投入數字農業何以“不惜血本”？數字農業和產業興旺之間的邏輯關系如何解釋？面對產業發展中存在的生產規模、生產主體“弱小散”的“緊箍咒”，浙江如何念好鄉村振興“數字經”？圍繞一系列問題，近日，記者對浙江相關政府部門、生產經營主體、數字化服務商展開調研采訪。

應用場景是關鍵

    連日來，浙江省財政廳農業處趕赴各地，就35個省級鄉村振興產業發展試點示范縣進行“年度考核”。該項目于2019年底啟動，一年多來，16.4億元的省級財政獎補資金，已經撬動了超過80億元的總投資。

    盡管農業項目歷來并不少，但論單個體量，該項目一改過去“撒胡椒面”式的補助形態，采取競爭性分配方式，優先支持政府組織保障有力、產業特色優勢明顯、數字經濟基礎良好、工作舉措創新務實的地區。一時間引發各地高度關注，紛紛聚焦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以爭取先發優勢。

    浙江省財政廳農業處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一輪“中期檢查”，除了考核資金使用情況外，尤為關注項目落地實效，避免項目建設淪為“花架子”，后期還將強化節本增效等方面的指標考核。

    記者采訪發現，最終入圍的35個試點縣，絕大多數都布局了農業農村大數據平臺，并根據縣域主導產業發展需要，因地制宜建設了一批農業“數字工廠”，有的還圍繞產業痛點，開展農機裝備的智能化應用，從生產、加工、營銷、物流等全鏈條入手，提升運營效率。

    財政扶持的政策“指揮棒”固然舉足輕重，具體負責“施工”的農業農村系統，同樣十分強調實效理念。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鄉村產業與市場信息處處長朱勇軍認為，鄉村數字化建設進程中，政府不僅要為資本投融資創造良好環境，更要加快推進“三農”數據的標準化，實現數據互通和資源共享。

    事實上，浙江農業的“數字基因”由來已久。早在20多年前，衢州首創“農技110”服務體系，用電話提供各類服務信息。2005年，浙江又在省級層面推出“百萬農民信箱”工程，嘗試用互聯網提高服務效率。近十年，信息進村、農村電商、智慧農業等新業態更是風起云涌。

    “隨著信息化的演進，確實到了轉型升級的新階段，那就是高效協同、應用賦能。”浙江省農業農村廳數字“三農”專班副組長孫奎法坦言，去年成立專班，目的就是集中資源和力量，加快信息技術與“三農”的深度融合。

    為了避免重復建設，浙江先從頂層設計入手，省級層面確立業務應用、應用支撐、數據資源和基礎設施四大體系構架，并搭建好全省公共數據平臺，統一數據規范標準，開發重要業務應用系統。縣市一級需依托省平臺建立數據倉，因地制宜開發區域性的服務應用平臺。

    某種程度上，平湖承擔著探尋“市縣模板”的角色。“過去一年，團隊幾乎泡在了農村，一有問題就與政府探討優化。我們始終認為，技術和數據不是拿來看的，而是去解決實際問題，關鍵在于應用和服務。”負責技術開發的安廚控股董事長王曉楨對此深有體會。

    目前，平湖的數字鄉村大腦已雛形初現，形成了“1個數字駕駛艙+1個數字化綠色發展先行區+N個特色業務應用”的構架，并與省里一脈相承，牢牢鎖定生產管理、流通營銷、行業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五大領域。采訪中，平湖市農業農村局副局長唐紅芳也表示，待平臺成熟后，將樂于敞開大門、向外輸出。

    “我們并不倡導每個地方花巨資搞平臺，也不倡導為了所謂‘觀感’，盲目建設數字大屏，而希望各地把更多精力和資源放在特色化的應用場景上，尤其是圍繞當地農業主導產業，實現農民增收、節本增效。”孫奎法說。

    正是在這些理念的指引下，圍繞各地的農業主導產業，聚焦全產業鏈經營中的難點、痛點和堵點，近年來在浙江，各種應用場景層出不窮。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加強共享，省里還分門別類地梳理出98個應用場景，供各地借鑒、吸納和集成，不少應用已初顯成效，得到快速推廣。

產業生態正形成

    數據越少價值越低，只有建立起共建共享機制，形成海量后方具效能，因此在設計總體框架時，浙江明確提出，要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和跨業務實現協同協作。這種理念不僅體現在政府內部，還可從外部的產學研用上可見一斑。

    以平湖的數字鄉村大腦為例，其眾多特色應用的研發，并非由“安廚”一手包辦，很多都交由專業第三方。目前，該平臺已推出三個應用場景，其中之一即浙江農合數字科技股份開發的“平湖數字農合聯”。

    “農合數字”的創始人名叫黃鵬，過去是華為公司的一名數據師，創業頭幾年不溫不火，直到聯姻供銷社系統，終于感覺找到門路。“供銷社在探尋如何讓各項為農服務加速面向會員，我們則在尋找一條業務鋪設的快車道，于是一拍即合，合股成立了新公司。”黃鵬說，平臺提供的服務包括生產數字化、流通智慧化、信用在線化、銷售新業態和管理新模式等。接下來，省供銷社計劃利用系統優勢，將數字農合聯“一朵云”推廣至全省。

    記者發現，在浙江，像王曉楨、黃鵬這樣面向農業農村的創客團隊不在少數。他們有的從硬件入手，有的從軟件出發；有的從種植端往后延伸，有的從營銷端往前反向推動，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很快形成了數字農業的全新生態系統。在他們看來，只要做好浙江“樣板間”，業務就很快能夠推廣到全國。

    “80后”博士沈杰，是國內知名的物聯網專家，5年前回到老家浙江省湖州市南潯區，創建了“慶漁堂”科技公司。其業務核心是，在魚塘中配備智能化設備，通過數字大腦進行智能分析和反饋控制，同時融入供應鏈、金融鏈，為養殖戶提供閉環的漁業服務網絡。

    一條龍、全鏈路是沈杰苦心經營的方向，而成立于2008年的“托普云農”則捷足先登，通過多年的潛心探索，已經從過去智能裝備供應商，變身“軟硬兼備”的數字農業綜合服務商。

    在“托普云農”董事長陳渝陽看來，隨著農業集約化、規模化、標準化水平的提升，未來基于特色優勢產業的產銷一體化，提供一站式的數字化解決方案將是大勢所趨，而農業本身環節眾多、體系復雜，更倒逼著政產學研用之間的合作共建，形成一個生態聯盟。

    盡管目前農業生產的數字化服務屬于全新領域，探索仍為各行其道，但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光憑一己之力，要改變傳統農業，不僅代價巨大，而且步履維艱，若想快速站穩腳跟，只能樹立獨特優勢，進行分工合作。因此，群雄爭霸之下，競合態勢也愈發明顯。

    朱勇軍則認為，隨著這些數字化服務企業的成熟與壯大，不僅可以通過節本增效，補齊浙江農業的短板，更衍生出一個全新的服務業態，所帶來的產值將遠超傳統農業，這正是浙江農業未來的競爭力所在。

數字與品牌“雙化互動”

    不久前，一個數字品牌研究所在浙江大學城鄉規劃研究院掛牌成立。數字歸數字，品牌歸品牌，將兩者合在一起，意欲何為？該研究所所長袁康培道出緣由。

    “數字化帶來的直接紅利是提升生產效率。在勞動力緊缺的發達地區，節本對于老板而言，固然是永恒追求，但無可回避的事實是，數字化基建投入不菲，后期還得持續運維。那么，數字化投入原動力何在，變現、收益來自何方？答案只能是：品牌溢價。”袁康培說。

    在袁康培看來，反過來，品牌化也需要數字化的強力支撐。“從生產環境、生產管理，一直到市場營銷，品牌不僅可以通過大數據進行質量確保，而且還能對市場營銷產生積極影響。兩者之間相互依賴、相互賦能。”

    正是基于這一分析，浙大發揮多學科優勢，推出“雙化互動”的專業研究所。

    記者發現，傳統的數字化工程，其“結晶”大多會是一塊電子大屏，所展示的內容十分理性，更適合向領導匯報工作，而“雙化互動”的演繹，則同時面向消費者，采用動漫、視頻、直播、AI等各種數字化技術，形象生動地展示生產管理、品牌營銷等各環節，并且實現數據共享，真正做到“品效合一”。

    “麗水山耕”是麗水市于2014年推出的全國首個覆蓋全產業、全品類和全產業鏈的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如何抓住“后疫情時代”與“數字經濟”的雙重機遇？該市蓮都區將路徑牢牢鎖定數字化與品牌化的“雙輪驅動”。

    與許多地方熱衷于大屏不同，蓮都搭建的是“麗水山耕”品牌農產品線上展示平臺的“H5界面”，讓消費者通過手機小屏的“看、聽、觸、買”，充分調動感官以實現沉浸式體驗，并借助后臺數字化系統，為農業和農戶沉淀產品的展、銷、用等數據，來反作用于供應鏈的改造升級。

    盡管該線上品牌館仍在搭建中，但袁康培十分看好這一理念和探索。“這種小屏化模式，其實就是站在消費者立場，進行品牌的具象化展示，既讓產品變得更加立體化，也讓購物變得更加具有互動感。‘雙化’并非簡單的物理疊加，而是相互滲透、互相賦能，兩者共同圍繞的始終都是消費者。”

    記者發現，像“麗水山耕”這樣“雙輪驅動”的探索正不斷往前推進，而如新昌大佛龍井、臨安山核桃、仙居楊梅、嘉興葡萄等也都紛紛搶跑，以謀求搶得先機和快速撞線。在功能設計上，除了通過各項數據的匯總，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之外，大家紛紛著眼于市場端和消費者端，借助消費者畫像，為生產加工企業提供市場參考。

    在朱勇軍看來，勞動力成本日益提升的今天，運用數字技術提高勞動效率固然重要，但隨著消費升級，在產銷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確保生長環境、生產過程、產品品質的可控，并通過數據傳遞給消費者，構建起優質優價機制，需要進一步加以重視。

    如今在浙江，農業農村領域的數字化發展風生水起，各種探索與實踐百花齊放。不過，盡管全省總體水平較高，但南北之間的空間不平衡特征明顯，不同行業之間差異也較大，農產品質量安全溯源行業應用有待加強，縣域農產品網絡銷售呈兩極分化。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鄉村產業與市場信息處二級調研員程兵建議，政府相關部門要瞄準契機，適當加大對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系統開發與數據治理、數字農業工廠建設等的財政投入力度，切實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做大做強農業數字經濟，協同推進數字鄉村建設。

    “除了資金，還有人才，今后要不斷加快培育鄉村數字技術人才，提高基層工作人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村實用人才、農創客、新型農民的數字化應用能力和知識素養，以適應數字農業快速發展。”程兵說。

文章轉自：《農民日報》2021.3.22 期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蔣文龍 朱海洋